2012年的台北電影節對我有諸多意義，
首先是我成為編劇、以及真正在台北工作的第一年，
再來是透過懶惰部落客的身分（老實說我的發文數量與品質根本沒資格自詡為部落客），
使我能在電影節開始之前看到不少好片的特映。
最後，也因為這樣的身分，有幸參與台北電影節的頒獎典禮，與諸多前輩們一起參加這個影人Party。
典禮中的表演節目高潮，莫過於桂綸鎂和陳柏霖兩人睽違十年再度同台演出的橋段。
開始時，舞台燈光暗下，三盞聚光燈打在一襲黑衣華服的桂綸鎂身上，
她用她特有的呢喃方式，軟軟的說：「我在想，一年後、三年後、五年後，我們會變成什麼樣的大人呢？」
語畢，聚光燈切換到陳柏霖身上，他說：「留下了什麼，我們就變成什麼樣的大人。」
然後，兩人在台上重逢、擁抱，開始介紹台灣新電影30年的歷史，
以及那個讓台灣電影變成「什麼樣的大人」的重要推手--前中影總經理明驥先生。
在那個台灣電影沒落的年代，沒有明驥先生開辦電影技術人員訓練班，
現在就不會有音效大師杜篤之、攝影大師李屏賓；
以及，在那樣將電影作為政治宣導手段的年代，
沒有明驥先生大膽啟用侯孝賢、吳念真等人，拍攝寫實、關注生活的電影，
想必今日的台灣電影發展，很難以獨立清新的姿態，超越同樣以「主旋律政治電影」起家的中國大陸。
於2012年病逝的明驥先生，當年在許多黨國大佬的指責之下，
一句「好電影，慢慢拍，責任，我來扛」，讓多少年輕導演有了機會，
也因而在這樣的機會裡，孕育出台灣電影、台灣演員獨具一格的風貌，
這樣的獨特性，看在國內外多少電影學者的眼裡，是多麼難能可貴。
如果當初，責任沒有他來扛，在那個戒嚴年代裡，毫無資源的電影人們，要怎麼說自己想說的話？
一整場三個小時的頒獎典禮中，還有其他許多動人的時刻，
比方獲卓越貢獻獎的曹源峰先生，多年來隱身於光鮮亮麗的電影表象身後，專注的為國片影像技術努力，
得獎致詞感謝父母時， 他忍不住哽咽的說「做電影讓兒子像失蹤了一樣」，
一句話，道出了多少電影從業人員的愧咎與無奈，令許多人紅了眼眶。
典禮結束後，我站在中山堂外頭，感受夏夜裡的沁涼晚風，
在各式各樣的喧鬧聲中，我依稀能聽見那句「好電影，慢慢拍，責任，我來扛」。
電影從來就不是單打獨鬥辦得到的事，台灣的電影環境，正因為諸多的困境，
成就了我們不但敢於大膽夢想，更會在實踐成功之後回頭，溫柔的關懷後進新起之秀。
或許，只要能開始，就從來沒有最壞的時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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